清晨的风裹着桂香钻进万安公墓的朱红大门时，我正蹲在门房旁边的石凳上系鞋带。看门的王师傅端着搪瓷缸子出来，蒸汽模糊了他的老花镜：“姑娘是来问墓地数的吧？昨天还有个小伙子举着手机问，说要写篇报道。”他抹了把嘴角的茶渍，指了指园子里的银杏树，“你看那树洞里的蝉蜕，比我在这守的三十年还多，可谁会去数蝉蜕呢？万安的墓地数啊，和那蝉蜕一个理儿。
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两排银杏的影子叠在青石板路上，像铺了层旧书的纸页。万安是1929年建的，算起来比旁边的颐和园晚了五十年，可园子里的一砖一瓦都浸着民国的余温——朱自清先生的墓就在银杏林尽头，碑是青灰色的，上面刻着“朱自清先生之墓”，没有多余的装饰。每年夏天，总有学生捧着荷花放在碑前，说是先生写过《荷塘月色》，要让他闻闻当年的荷香。再往南走是戴望舒的墓，碑上刻着“雨巷诗人戴望舒之墓”，墓前的丁香花是附近小区的阿姨种的，说“先生写过丁香一样的姑娘，那姑娘该有个香的归处”。这些名人的墓像一个个坐标，把万安的历史串成了线，可线外的那些普通墓碑，才是万安最暖的底色。
在第三区的槐树下，有块刻着“陈招弟 李建国”的墓碑，碑身是浅粉色的大理石，上面贴了张老照片：两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广场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守墓的张姐说，这对老夫妻是去年合葬的，老爷子走前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要把碑做成她喜欢的粉色，她年轻时总说我送的头绳颜色土。”现在每到周末，他们的儿子都会来，带着老伴和孙子，把墓前的杂草拔干净，再放一杯温温的茉莉花茶——那是老太太生前最爱的。旁边的小墓碑更让人疼，刻着“小豆子 2015-2017”，碑前永远有个崭新的玩具汽车，是他爸爸每个月买的：“这孩子生前喜欢跑，总说要开汽车带我们去看海，现在就把玩具留在这，万一他哪天想玩了呢？”
王师傅说，万安的墓地数其实一直在变。从前的青砖墓慢慢被生态葬取代，现在园子里有了树葬区，几十棵国槐的树干上挂着小铜牌，刻着逝者的名字；还有花坛葬，把骨灰混在花肥里，第二年春天会开出满坛的波斯菊。上个月有个老教师去世，临终前说要葬在树葬区，“我教了一辈子书，最喜欢看学生像小树苗一样长大，现在我也做棵树，看着底下的孩子跑”。负责生态葬的李阿姨说：“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想要石碑了，说要和自然融在一起，这样的墓地数没法用‘块’来算，得用‘棵’，用‘朵’，用‘风里的声音’来算。”
傍晚的时候，我坐在万安的门房里喝王师傅泡的茉莉花茶，看夕阳把整个园子染成橘红色。风里飘来远处的钢琴声——是某个墓前的家属在弹电子琴，曲子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王师傅指着园子里的路灯说：“你看那些灯，每盏都对着一块碑，晚上亮起来的时候，像星星落进了园子里。其实哪用得着数墓地数呢？你听，风里有多少声‘爸妈’，有多少朵花在开，有多少个名字被念起，万安就有多少个‘家’。”
走出万安的时候，门口的桂树刚好落了一朵花在我手心里。我忽然明白，问“万安有多少墓地”的人，其实问的不是数字，是“我的念想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归处”。而万安给出的答案，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，是银杏叶上的阳光，是丁香花的香气，是每一块碑前永远新鲜的思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