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仙桥的风总带着点糖炒栗子的余味，沿着万红路往东北走，过了那排刷蓝漆的老厂房，就能看见七棵树外侨公墓的入口——两扇铁门上爬满常春藤，门楣的铜牌泛着旧光，刻着“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七棵树外侨公墓”，字体是八十年代的仿宋，像老笔记本上翻卷的页边。
第一次来是个雨天，管理员李姐举着把旧伞迎过来，伞沿滴着水，她笑着说“慢点儿，青石板滑”。顺着她指的方向看，小路两旁的月季被雨打弯了腰，花瓣上挂着水珠，倒把墓区衬得更亮。最里面的松树林里，风穿过枝桠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语，我看见一块1953年的青石碑，刻着“玛丽·特纳 美国记者 1908-1953 她爱北京的胡同”，碑角留着当年刻字的刀痕，像指尖划过岁月的纹路。李姐说，这公墓打五十年代就有了，那会酒仙桥是涉外单位集中地，不少外国记者、专家选这儿当“最后的家”——离天安门不远，又有树，能听见胡同里的鸽哨。
早秋再来时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响。老槐树下的青石板上，坐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，正用袖口擦一块法文碑。他说自己是皮埃尔老师的学生，五十年代皮埃尔从巴黎来教法语，后来留在中学当老师，退休后义务教社区孩子学外语。“老师说北京的秋天比巴黎香，因为有糖炒栗子的味儿。”碑上的皮埃尔戴着圆眼镜，笑得像个孩子，旁边摆着束野菊花，是小学孩子们采的，花茎系着红丝带，写着“谢谢爷爷教我们说法语”。不远处的碑前，有个穿婚纱的姑娘抱着玫瑰，碑上刻着“约翰·布朗 1980-2015 爱你的莉兹”。姑娘说，约翰是她未婚夫，英国人，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在北京结婚，“现在我带着婚纱来，算完成他的心愿”。风掀起婚纱角，玫瑰花瓣飘落在碑上，像落在爱人的掌心。
其实这公墓倒不像别处“严肃”。早上有老头儿在老槐树下打太极，音乐放得轻轻的；傍晚有妈妈带孩子路过，孩子指着碑上的浮雕问“那是小天使吗”，妈妈说“是喜欢北京的人变的”。李姐说，这儿的碑从不用大理石，都是当年房山拉来的青石板，摸上去凉丝丝的，刻的字却暖——有的写着“亲爱的安娜，我们在伦敦等你”，有的画着胡同里的小院子，注着“这是你在北京的家”。她每天都会绕墓区走两圈，擦一擦碑上的灰，把歪了的鲜花扶正，“这些人把北京当故乡，咱得把他们的家收拾好”。
离开时，夕阳把公墓染成暖橙色，常春藤在风里晃，像有人在挥手。我忽然懂了，七棵树外侨公墓从来不是“墓地”，是一群人把对北京的爱，埋进土里长成了树，开成了花，变成风里的余味——等路过的人停下，听一听那些“我曾那么喜欢北京”的故事。就像李姐说的：“这儿的风都带着热乎气儿，因为每块碑底下，都藏着个爱北京的魂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