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裹着桂香钻进衣领时，我正站在华夏陵园的石径上。青石板缝里冒出几株三叶草，墓区的松柏倒比别处密些，每一片松针都像藏着没说尽的话——这里睡着的人，曾在话剧舞台、电影银幕、戏曲台上，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最熟悉的“老邻居”。
沿着松径走到第三排，黑色墓碑上的“于是之”三个字笔锋遒劲，那是他自己写的，还留着《茶馆》里王利发掌柜的劲儿。这位把“裕泰茶馆”演进中国人骨子里的老艺术家，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连女儿的名字都记不清时，却能突然抓住护士的手说：“我是裕泰的掌柜，您里边请。”戏迷们记着他的“王利发”，总在墓前摆半块桂花糕——那是戏里茶馆常卖的点心，甜丝丝的，像极了他台上那声带着烟火气的“您喝碗茶？”。有次我看见一位白发老人蹲在墓前，轻声念：“王掌柜，今年的桂花糕甜，您尝尝。”风把话音吹得飘起来，连松柏都静了。
再往深处走，看见一块刻着“吴祖光 新凤霞”的合葬墓，碑旁立着株开得热热闹闹的月季。吴先生是写《风雪夜归人》的剧作家，笔尖蘸着最浓的人间烟火；新凤霞是唱《刘巧儿》的评剧皇后，嗓音里裹着河北农村的枣花香。他们的爱情像戏文里的“白首约”——当年吴祖光为新凤霞写剧本，她笑着说“你写的词儿，我唱着比吃蜜甜”；后来历经风雨，新凤霞瘫痪在床，吴祖光就每天给她读自己的新作，直到她走的那天。墓前的月季是邻居阿姨种的，说“新凤霞喜欢鲜灵的花，得让她台上的笑，在这儿也接着开”。
转过拐角，谢添先生的墓前摆着几个小玩具枪，墓碑上刻着“电影顽童”四个字，是他生前给自己起的外号。这位既演得了《茶馆》里油滑的唐铁嘴，又导得了《甜蜜的事业》里温暖的父亲的老人，生前最爱说：“电影不是拍给专家看的，是拍给巷子里买酱油的大嫂、墙根下下棋的老头看的。”他导的《小兵张嘎》让几代孩子着了迷，现在常有小朋友拽着家长的手来：“爸爸，我把嘎子的枪给谢爷爷带来了。”玩具枪的塑料壳在阳光下发亮，像他电影里永远不会灭的烟火气。
华夏陵园里的“名人”，从来不是躲在光环里的“大人物”。于是之的桂花糕、吴祖光的月季、谢添的玩具枪，这些细小的物件里藏着的，是他们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——他们演的是“身边人”，写的是“家常事”，连离开后，都还守着这份“接地气”。有次跟陵园的保洁阿姨聊天，她说：“这些先生太太们的墓前，从来没有排场的花圈，都是戏迷影迷自己带的小玩意儿，像跟家里老人说话似的。”
走出陵园时，风里还留着桂香。门口的保安师傅说，每到周末，总有穿蓝布衫的戏迷、背书包的孩子来，不吵不闹，就坐在墓前说说话。有人说“吴先生，我又听了一遍《风雪夜归人》”，有人说“谢爷爷，我昨天看了《甜蜜的事业》，笑得肚子疼”。华夏陵园不是“名人公墓”，是个“故事茶馆”，每块墓碑后面，都有一个“活着时认真，走了也被记得”的人生。
那些曾让我们在剧场里拍掌、在电影前掉泪、在收音机前听戏的人，其实从未走远。他们在桂香里，在松风里，在我们想起“王利发的茶馆”“刘巧儿的婚事”“嘎子的木枪”时，轻轻应一声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就像他们生前那样，永远是我们身边最亲的“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