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风裹着菊香钻进衣领时，我正站在德胜门箭楼东侧的公交站台上。手里的黄菊用玻璃纸裹着，花瓣上还沾着晨露——这是第三次来长城华人怀思堂看母亲，而我早已摸熟了那班早8点的班车。
第一次找班车时，我在德胜门绕了三圈。问过卖煎饼的阿姨，问过巡逻的保安，最后是怀思堂的客服在电话里耐心指引：“您找德胜门公交枢纽东侧的站牌，橘色的车身，写着长城怀思堂专线。”等我气喘吁吁跑过去，司机师傅正站在车边擦挡风玻璃，见我手里的花，笑着点头：“姑娘，快上车，再等两分钟就走。”那辆车不算新，但座椅套得整整齐齐，暖风机吹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前排扶手上还摆着一盒抽纸——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师傅特意备的，总有些家属在车上忍不住掉眼泪。
班车驶出市区时，天慢慢亮透了。车窗外的树影掠过，同车的人大多抱着花或祭品，彼此间不说什么，但递一杯热水、挪一下行李的动作都透着默契。有次坐我旁边的阿姨，手里攥着个布包，打开是叠得方方正正的旧毛衣——“我家老头生前爱穿这件，去年冬天走的，今天给他带过来。”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眼，轻声说：“阿姨，等下我帮您拿上去，台阶有点陡。”到了怀思堂门口，师傅果然跳下车，帮阿姨拎着布包，还扶着她跨过门槛——这样的细节，我见过不止一次：有人带了重的水果篮，师傅会帮忙搬；有人记不住返程时间，师傅会在车门上贴张便签；甚至有次我忘带身份证，师傅跟门口的保安打了个招呼，让我先登记再补手续。
其实这班车的规矩很简单：每天两班，早8点从德胜门发，下午2点从怀思堂返程；节假日会加开一班，得提前一天打电话确认；车上不准抽烟，但允许带花和祭品——这些都是司机师傅跟我说的。他开这班车三年了，记得住常来的家属脸，记得谁爱坐前排，谁下车要绕路去买花。“都是心里有念想的人，咱能多帮点就多帮点。”师傅揉着方向盘上的旧手套，指节上有个旧伤疤——那是去年帮家属搬花瓶时划的，“没啥，总比让人家抱着花瓶摔着强。”
上周末再坐班车时，车上多了个年轻姑娘。她抱着一束白百合，坐在我旁边，眼神有点慌：“姐，你知道怀思堂里的思念墙在哪吗？我第一次来，想给我爸留句话。”我刚要开口，前排的阿姨转过脸：“姑娘，等下我带你去，我熟。”司机师傅也接话：“到了我停稳，你们跟着阿姨走，别迷路。”车窗外的山越来越近，阳光穿过云层洒在车身的橘色漆面上，像裹了层温柔的膜。
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家属来说，这班班车从来不是交通工具那么简单。它是清晨的一杯温水，是司机师傅的一句慢点儿，是同车人递来的一张纸巾，是通往思念最温暖的路。就像今天，我抱着母亲最爱的黄菊坐在车上，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，却不觉得冷——因为我知道，等下下车时，师傅会帮我扶着花，阿姨会指给我最近的台阶，而母亲的牌位前，会有我摆上去的菊，和一句没说出口的“妈，我来了”。
车缓缓拐进怀思堂的山门时，路边的银杏叶正落得纷纷扬扬。我望着窗外那座灰砖红门的建筑，忽然想起司机师傅说过的话：“这路我走了几千次，每一次都觉得，不是我在开车，是带着一群人去见心里最亲的人。”
是啊，所谓思念，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奔赴——总有一班车，在清晨的风里等你；总有个人，在车门边笑着说“快上车”；总有一段路，带着温度，通向那些从未远去的时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