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风卷着银杏叶掠过福田公墓的碑廊，金箔似的叶子落在汉白玉石栏上，发出细碎的响。沿着主路往深处走，绕过一片开着残菊的花坛，便能看见一座略显古朴的墓碑——青灰色的碑身刻着“清故文林郎张公讳维城暨德配李太夫人合葬之墓”，右下角的日期清晰写着“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”。这行小字，藏着福田公墓最原初的秘密：它是这座园子的第一座墓。
时间倒回1929年的北平。彼时的古城墙下，骡车碾着黄土路往郊外去，车里载着裹着粗布的棺木——城厢内外的义冢早已填满，寻常人家想找块能容骨殖的净土，得往几十里外的西山跑。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听闻此事，联合林森、于右任等几位政界人士发起倡议，要建一座“为平民谋福利”的公墓。次年春天，位于西山脚下、永定河畔的福田公墓正式动工，占地两百余亩，栽下了第一批松柏。同年九月，张维城夫妇的棺木从城里的吉顺杠房抬进来，成了这里的“第一家”。
张维城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根据墓表记载，他是晚清的文林郎，这是九品文官的散阶，说白了就是没实权的虚职。他一辈子在北平的顺天府衙门当差，管过户籍，收过田赋，挣的俸禄刚够养活一家五口。李太夫人是他的结发妻子，娘家是京东三河的农户，嫁过来后每日纺纱织布，把三个儿子拉扯成人。1928年张维城去世，三年后李太夫人也跟着走了——那时候大儿子在天津的洋行做伙计，二儿子在北平的煤铺当掌柜，小儿子刚考上燕京大学的预科。兄弟仨凑了二十块大洋，在刚建成的福田公墓买了块八尺见方的地，又请石匠刻了块墓碑，把父母合葬在这里。
如今再看这座墓，碑身的青灰已经泛着暗哑的光，刻字的凹陷处积了些青苔，但“张维城”三个字依然清晰。墓前的石供桌缺了个角，是文革时被红卫兵砸的，后来后人用水泥补了补。每年清明，张家人都会来：孙子辈的老人拄着拐杖，重孙辈的年轻人捧着鲜花，在碑前摆上苹果和糕点，烧一沓纸钱。风把纸灰吹起来，飘向旁边的松树——那棵树是当年安葬时栽的，如今已经长得两人合抱粗，枝叶遮天蔽日。
往后的日子里，福田公墓渐渐热闹起来。1931年，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，孔祥熙把岳母葬在这里；1948年，京剧名角程砚秋的父亲程永光病故，也入了福田；再后来，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、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、老舍的夫人胡絜青……一个个名字刻进墓碑，成了园子的新坐标。但无论后来的墓有多气派，张维城夫妇的墓始终在那里，像一根定海神针，锚住了福田公墓的根。
黄昏的时候，我站在张维城的墓前，看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洒在碑身上。风里飘来远处的桂香，混着松脂的味道。忽然想起《葬书》里的话：“葬者，乘生气也。”福田公墓的“生气”，或许就是从这座普通人家的墓开始的——它不是什么名人的丰碑，不是权贵的陵寝，只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安息之所，却成了一座墓园最温暖的起点。风又起时，银杏叶落在碑顶，像给两位老人盖了层薄被。远处传来管理员的声音：“要闭园了。”我转身往门口走，回头望了一眼，那座青灰色的墓碑在暮色里静静伫立，像在跟我说：“下次再来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