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的北京清晨还裹着些凉，西直门地铁A口的老国槐下，张阿姨把怀里的保温桶又捂紧了些——里面是熬了整晚的小米粥，米粒熬得开花，香得能绕着树桩转个圈。她抬腕看表，刚过6点25，那辆熟悉的白色客车已经转过街角，车身上“长安园骨灰林便民班车”的蓝色字样，在晨雾里像片刚抽芽的柳叶，软乎乎地撞进眼里。
司机李师傅隔着车窗就笑着招手，“张姨早啊，您那保温桶又装了小米粥？”张阿姨应着，跨上台阶时被师傅扶了一把——这扶手是上个月刚加的，李师傅说“上了年纪的人，踩台阶得有个借力的地儿”。车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靠窗的王大爷正举着手机给邻座的大姐看照片：“这是我家丫头三岁时，跟着我去看她妈，那时候还没班车，我俩挤332路，她攥着我的衣角睡了一路，口水蹭得我衬衫领子发亮。”邻座的大姐点头，从便民包里抽了张纸巾擦眼镜：“我上次坐班车，就是用这纸巾擦的老花镜，你看，没留毛絮。”便民包挂在车厢前部，里面有温水、应急药、甚至还有塑料套——怕有人带的鲜花被风吹蔫，套上就能护着花瓣。
车沿着中关村大街往北开，路过圆明园的朱红门时，晨光照在门钉上，泛着暖融融的光。有人指着窗外的银杏林说：“这礼拜该黄了吧？”立刻有人接话：“我下礼拜带相机来，给老陈拍张银杏照——他生前最爱蹲在银杏树下捡叶子，说要夹在笔记本里当书签。”李师傅开得稳，过减速带时特意踩轻了油门，生怕晃着怀里抱花的人。40分钟的路程，没谁觉得长——有人在聊孙子的期中考试，有人在说刚买的毛线衫，话题绕来绕去，总绕不开“那个人”：“他爱喝凉白开，我带了保温杯”“她喜欢吃枣泥糕，我在稻香村排了半小时队”“上次坐班车，师傅帮我搬了两箱苹果，说‘给老周带的，得轻拿轻放’”。
车停在长安园门口时，已经7点10分。工作人员小周早站在台阶下，看见班车就推着轮椅迎上来：“刘叔，您慢点儿，我扶您下来。”张阿姨抱着保温桶往里面走，路过服务台时，工作人员笑着问：“阿姨又带了小米粥？需要帮您热一下吗？”她摇头，指尖摸着保温桶上的裂痕——那是去年坐班车时，李师傅帮她拎桶，不小心磕在台阶上的，后来师傅用胶水粘了，还缠了圈红绳：“这样就不硌手了。”
下午3点，返程的班车要开了。李师傅站在车门口数人，看见张阿姨抱着空保温桶跑过来，额角渗着汗：“刚才找老周的碑，忘了时间，没误车吧？”李师傅笑着摇头：“您是最后一个，我等着呢。”车厢里，王大爷正翻找背包——他把给丫头带的糖葫芦落在了长安园的石凳上，李师傅立刻说：“我帮您找，您坐着歇会儿。”没过十分钟，李师傅就举着糖葫芦跑回来，糖衣还脆着，沾着几根草屑：“找着了，在石凳缝里，没脏。”
车启动时，夕阳把长安园的大门染成了橘红色。张阿姨靠在窗边，摸着怀里的空保温桶——小米粥已经倒进了老周的碑前，米粒沉在泥土里，像撒了把星星。车厢里有人哼起《送别》，声音轻轻的，像落在花瓣上的风。李师傅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，后视镜里，长安园的银杏林越来越小，却越来越亮——像有人举着盏灯，在风里晃啊晃。
其实这趟班车，载的从来不是“乘客”——是熬了整晚的小米粥，是夹在笔记本里的银杏叶，是没说出口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