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末的风裹着槐花香钻进车窗时，我正沿着九公山的盘山道往上走。道旁的野迎春开得热闹，偶尔能看见长城的残垣从松林中探出头，像位沉默的老伙计，守着这满山的绿意。转过一道弯，树葬区忽然撞进眼里——不是想象中整齐划一的墓碑，而是一片错落的树林：侧柏的枝叶像举着绿伞，玉兰树刚谢了花，枝头上冒出嫩绿色的新叶，银杏的小扇子叶在风里晃，每棵树的树干上都挂着块木牌，字迹或娟秀或笨拙，写着“妈妈的玉兰”“爷爷的老松”“小棠的银杏”。
站在一棵玉兰树下，我碰到了正在浇花的李阿姨。她捏着喷壶，水珠落在花瓣上，折射出阳光的碎金。“我妈生前最爱的就是玉兰，以前在阳台养了三盆，每天都要擦叶子。”她摸了摸树干上的木牌，指腹蹭过刻着“陈淑兰之树”的纹路，“去年春天这树第一次开花，我带着女儿来，孩子仰着头说‘姥姥的花比阳台的还香’。你看——”她蹲下来，从树坑里捧起一把土，“这土是我从家里阳台挖来的，混了妈妈种过的月季土，这样她肯定能闻出来。”风穿过玉兰枝，吹得她鬓角的白发飘起来，可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，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。
九公山的树葬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“环保”或者“新颖”，而是把“告别”变成了“陪伴”。传统的殡葬是“立一块碑，划一个圈”，把故人困在石头里；可树葬是“种一棵树，给生命留个出口”——当你摸着树干上的纹路，闻着树叶的香气，看它春天发芽、夏天开花、秋天结果、冬天落雪，就会觉得故人从来没走。就像那棵种了五年的银杏，树干已经粗得能让小朋友抱过来，家属每年来都要量一量周长，在笔记本上记：“2020年，周长32厘米；2023年，周长45厘米；2024年，48厘米。”数字在变，可故人的温度，就藏在每一圈年轮里。
也有人会担心：“树会不会死？没人管怎么办？”九公山的园艺师傅老张拍着胸脯说：“我们选的都是北京山区的乡土树种，侧柏耐旱，玉兰耐阴，银杏抗风，存活率能到95%以上。”他指着不远处的侧柏林：“那片是2019年种的，现在都有两米高了。每棵树都有编号，我们有专门的养护日志，什么时候浇水、什么时候施肥、什么时候修剪，都记在本子上。要是家属没时间来，我们还能拍视频发过去——上个月有个在深圳的姑娘，看到我们发的侧柏照片，哭着说‘爸爸的树长得比我还高了’。”老张蹲下来，扒开一棵侧柏的土，露出里面的滴灌管：“你看，我们装了自动滴灌系统，就算天旱，树也能喝到水。还有专门的病虫害防治团队，定期喷生物农药，绝对不让虫子伤了树。”
傍晚的时候，我坐在树葬区的石凳上。风里飘着槐花香，远处传来长城上的风铃声。不远处的银杏树下，有个小男孩正踮着脚，把一张画着彩虹的纸挂在树枝上。他妈妈站在旁边，轻声说：“给爸爸看看你的画。”小男孩仰着头，声音脆生生的：“爸爸，彩虹是我画的，你的树长得好高哦！”风把画纸吹得晃起来，银杏叶落在画纸上，像给彩虹添了片小云朵。
九公山的树葬好不好？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：是李阿姨摸着玉兰树时的笑容，是老张记满养护日志的本子，是小男孩挂在树枝上的彩虹画，是风穿过树林时，像故人轻声说“我在”的声音。它不是一场冰冷的告别，而是把思念种进土里，让它长成风、长成花、长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