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秋后的外桥公墓浸在淡金色的阳光里，沿台阶往上走，道旁的香樟落了一地碎叶，踩上去沙沙响。我扶着碑歇脚时，旁边一位擦墓碑的阿姨忽然问：“姑娘，你知道这公墓到底始建于哪年不？”她的问题像片小石子，掉进我心里——来之前我查过资料，可那些干巴巴的数字，总不如眼前的烟火气来得真切。
后来我抱着笔记本往巷口走，路过社区居委会时，遇到了墙根下晒太阳的张阿公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外桥人，今年八十七岁，听说我问公墓的年份，摸着下巴上的白胡子眯眼想了半天：“我小时候跟着爹去上坟，那时候不叫公墓，叫‘外桥义地’。爹说，民国十八年发大水，滁河决堤冲了三个村子，好多人没了家，连埋人的地方都没有。乡绅李伯仁看不过去，找了几个商号凑钱，买了老桥西边的坡地——就是现在公墓的前半部分。”张阿公伸手比了个“十”字，“那时候没有碑，就插根竹片写名字，坡顶还搭了间草棚，给守墓的老王住。”为了验证他的话，我后来翻到区档案馆的民国档案，其中一份1934年的《江浦县乡绅募捐清单》里，果然有李伯仁的名字，后面跟着“捐银洋二百元，用于购置外桥义地”的备注。原来县志里写的“民国二十三年”是正式登记的年份，而张阿公说的“民国十八年”，是义地最初的雏形——那些埋在土里的竹片，比纸上的数字更早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温度。
外桥义地真正变成“公墓”，是在解放后的1952年。我在公墓管理处找到退休老管理员周叔，他掏出本破破烂烂的《公墓登记册》，纸页边缘卷着毛边，上面用蓝墨水写着：“1952年10月，将外桥义地及周边零散墓地整合，命名为‘外桥公墓’，划归县民政局管理。”周叔用指尖点着第一页的登记项：“你看，第一个入葬的是陈桂英老太太，家住外桥村三队，死因是‘年老寿终’，碑号是东一区三号。”他抬头望着窗外的松树，“那时候我才十五岁，跟着爹来帮忙，记得第一次立水泥碑时，好多老人哭着摸碑面，说‘这石头比竹片牢，再也不怕雨淋了’。”六十年代，公墓种了一圈马尾松；七十年代加了红砖围墙；八十年代铺了柏油路，还建了公共卫生间；九十年代又扩了二十亩，盖了骨灰堂——每一次变迁都刻在周叔的记忆里，像棵树的年轮，一圈圈绕着中心的“根”。
现在的外桥公墓，早已不是当年的土坡地。清明时台阶上会排起长队，年轻人抱着百合，老人提着纸扎的房子，孩子们举着小风车跑在前头。我曾见过一位穿汉服的姑娘，在碑前摆了杯桂花酒，轻声说：“奶奶，今年我考上你当年想上的大学了。”也见过几位老工友，围在一块碑前抽烟，说：“老周，当年你欠我的红烧肉，下次带过来啊。”这些瞬间让我忽然明白，人们问“始建于哪年”，其实问的不是一个数字——而是想知道，这片土地上埋着多少人的故事，藏着多少代人的牵挂。就像张阿公说的：“你看那棵老槐树。”他指的是公墓西北角的古槐，树身要两个人合抱，枝桠铺得像把大伞，“我小时候它就这么粗，现在还是这么粗，可树底下埋的人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”风掠过槐叶，沙沙响，像有人在说悄悄话——那些关于年份的疑问，最终都落在了每一片叶子里，每一缕风里，每一个来祭扫的人的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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