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楼转角的吴孟超展柜，是华思堂里最“有温度”的角落。玻璃上贴着他90岁时的工作照：白大褂领口沾着碘伏渍，眼睛亮得像手术刀的刃。这位“中国肝胆外科第一人”从医75年，做了16000多台手术，直到96岁还站在手术台边——他总说“我是医生，不是院士”，连手术服都要补了又补，说“省下来的钱能多买几盒消毒棉”。展柜里的手术剪用了30年，柄上缠着医用纱布（他的指腹磨出厚茧，怕握刀打滑），旁边是一封来自贵州的信：“吴爷爷，我现在能帮妈妈喂猪了，您的剪子剪走了我的病，留下了我的命。”去年清明，他的小孙子抱着一束非洲菊来，说“太爷爷最爱的花，像病人康复时的笑容”。
下楼左转的汪曾祺展柜，总飘着“人间草木”的香气。玻璃里摆着他的老花镜（镜腿缠着蓝布，是他自己缝的）、半支英雄钢笔（笔帽上刻着“1985年购于昆明”，那是他写《昆明的雨》时用的），还有一小罐晒干的香椿芽——那是他去世前一周在菜市场买的，说“要给小孙女做香椿拌豆腐”。汪老的文字像“蘸着露水的青菜”，写高邮的咸鸭蛋“筷子一扎下去，红油就冒出来”，写昆明的菌子“青头菌炒肉，香得连邻居都来敲门”。展柜墙上贴着他的手迹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，旁边的枸杞苗是他的孙女种的，春末会结出小小的红果子，像极了他文字里的“小欢喜”。有次来祭扫的姑娘说：“我读汪老的《人间草木》哭了，今天看到这罐香椿芽，突然觉得他还在，就像我爷爷一样，在厨房门口喊‘丫头，香椿拌豆腐好了’。”
最“有戏”的是于是之的展柜。玻璃里躺着一件蓝布衫碎片——那是1992年《茶馆》最后一场演出时，前排观众扯下来的，布边还留着线头。旁边是一盒润喉糖，铁盒都磨亮了——他演王利发时，每场要念三千多字台词，喉咙常哑，就靠这个润着。于是之的“王利发”不是演出来的，是“活”出来的：他去大栅栏的茶馆蹲了三个月，看掌柜的怎么擦桌子（抹布要拧得半干，擦的时候要顺着木纹）、怎么给客人倒茶（茶壶要举到肩膀高，茶水流成一条线），连手指夹茶碗的角度都练了一百遍。展柜上的留声机里，循环着他的台词：“各位主顾，里边请——”声音里带着点讨好的笑，像极了那个“在乱世里熬日子”的茶馆老板。去年有个90岁的老观众来，拄着拐杖对着展柜鞠了一躬：“于是之先生，我看了您27场《茶馆》，今天终于能跟您说句‘谢谢’——您演的王利发，让我想起我爹，想起老北京的茶馆，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”
最“接地气”的是吴良镛的展柜。这位“人居环境科学之父”的展柜里，没有闪亮的奖杯，只有一摞卷着角的设计手稿——菊儿胡同的改造图上，他用红笔圈了一棵老槐树：“这里要留着，不然胡同就没魂了”；长城
秋末的北京西山，松风裹着桂香漫过棋盘山的石板路，长城华人华思堂的朱门在银杏叶里半掩着——推开门的瞬间，没有预想的冷寂，反而像走进了一场“未散场的聚会”：肝胆外科之父的手术剪还沾着消毒水的余温，写尽人间烟火的作家留着半盒没吃完的香椿芽，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仍捧着那只磨旧的茶碗……每一方展柜都在说：“我，从未离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