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天慈墓园裹着一层淡雾，银杏叶刚染上浅黄，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撒了把碎金。我沿着松柏林间的小径走，路过一个个刻着名字的墓碑，忽然想起常有人问：这里最早躺下的人，是谁呢？
天慈墓园建于1991年，是北京大兴最早的合法经营性公墓之一。九十年代初，北京的殡葬改革刚起步，很多家庭还在为“找一块能安心安葬亲人的地方”犯愁，天慈的出现像给了个踏实的答案。那时候墓园的围墙还没全修好，大门是两扇刷着红漆的铁栅栏，管理员是从附近西庄村请来的王师傅，守着几间临时搭建的平房，连电脑都没有，登记册是手写的硬皮本，每一笔都带着温度。
王师傅今年72岁，在墓园做了三十年，说起最早的墓，他把旱烟袋往石凳上一磕，眼睛亮得像当年门口刚开的桃花：“1992年春分那天，我记得清楚。风软得能揉成棉花，门口的桃树刚绽了花苞。来了辆面包车，下来三个人，扶着口枣红色的木棺——那时候还允许土葬棺木。领头的是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，姓周，攥着我的手说：‘同志，这是陈秀珍，跟了我们家四十年的保姆，您帮着找块向阳的地儿。’”
陈秀珍的故事，是周老太太坐在墓园的石凳上慢慢说的。她是河北衡水人，16岁那年逃荒到北京，被周家招了保姆。那时候周家男人在工厂上班，周老太太怀着老大，陈秀珍就像块“顶梁柱”：每天天不亮起来熬小米粥，把老大抱在怀里拍着睡，连周老太太的孕反应都是她端着醋坛子守在旁边。后来老大上学，陈秀珍每天背着他过胡同；老大结婚，她踩着梯子贴喜字；连老大的儿子出生，都是她抱着去医院的——“秀珍的手比我还巧，给孩子做的棉裤，针脚密得连风都钻不进去。”
四十年过去，陈秀珍从“小陈”变成了“陈姨”，再变成“陈妈”。她没结过婚，也没亲人，周家就成了她的家。1991年底，陈秀珍得了肺癌，躺床上还想着给周家的小孙子织围巾。去世那天，她攥着周老太太的手说：“我走了，你们别难过，我这一辈子，值了。”
周家人翻遍了陈秀珍的老家，没找到一个亲戚——父母早逝，唯一的弟弟在文革时走失了。周老太太拍着桌子说：“秀珍跟着我们一辈子，不能让她孤魂野鬼。”于是拿出攒了半年的退休金，在天慈买了第一块墓。下葬那天，周家人在墓边种了棵小柏树，周老太太摸着树芽说：“秀珍，以后这树替你守着我们。”
如今三十年过去，那棵柏树已经长到了三米高，枝桠伸得老长，像陈秀珍当年抱着孩子的胳膊。王师傅说，每年清明，周家的人都来——先是周老太太，后来是她的儿子，再后来是孙子，带着陈秀珍爱吃的桃酥和衡水老白干，蹲在墓前说说话：“陈妈，今年家里添了重孙子，长得跟你年轻时一样；陈妈，你织的围巾还在，我给小孙子围上了；陈妈，天慈的桃花又开了，跟你当年在门口看的一样。”
我蹲在陈秀珍的墓碑前，摸着那行“周家亲人永念”的小字，忽然明白：人们问“最早的墓主是谁”，其实问的不是一个名字，是一段不该被忘记的故事。天慈墓园不是冰冷的石头堆，是无数普通人的“人生纪念馆”——这里有一辈子做保姆的陈秀珍，有工厂里的老工人，有学校的退休老师，每个墓碑后面都藏着一段热乎的日子。
风里飘来一阵桃香，是门口的桃树开了。我抬头望了眼蓝天，仿佛看见陈秀珍坐在桃树下，抱着小孙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