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归山陵园总裹着松针的香气。石阶上的晨露还没干，穿青布衫的老人提着竹篮往上走，竹篮里装着刚从山脚下掐的野菊——他们要去拜“隐之先生”。归山的碑石从山脚排到山顶，有的刻着鎏金的大字，有的只留模糊的痕，可所有当地人都记得，这座陵园的起点，是山顶老松树下的那方小墓。
归山坐落在县城西南二十里的丘陵间，像块被松涛裹住的璞玉。山不高，却正好挡住西北的风；脚下的浣纱溪绕着山弯了个圈，溪水清得能看见游鱼的影子。春秋战国时这里属楚地，秦统一后归南郡管辖，千百年里都是“远村烟火稀”的清幽地。古人选墓地讲“藏风聚气”，归山的格局恰好合了这个理，可在南北朝之前，这里只是荒草没膝的野岭，连个像样的土堆都没有。
真正让归山有了“墓”的，是东晋末年的王隐之。《宜都县志·隐逸传》里写他：“少仕晋，为宜都太守，见桓玄乱政，弃官东走，至归山而止。”王隐之辞官时才四十岁，沿着长江漂了半个月，船到浣纱溪口，他看见岸边的松竹里飘着炊烟，就下了船。山脚下的农户给了他半亩地，他搭起草屋，种了菊花和青菜，屋前的篱笆上爬着牵牛花——他说这花“朝开暮谢，像极了官场的热闹”。隐之先生不怎么说话，却总帮乡亲们的忙：教孩子们写“人”字，给生病的老人熬蒲公英汤，甚至帮着修过村头的石桥。村民们把他当自家人，连小娃娃都敢揪他的衣角要野果吃。
后来他老了，坐在松树下晒着太阳对邻居说：“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，听了十几年松涛，舍不得走。”那是义熙八年的秋天，野菊开得漫山遍野，隐之先生坐在竹椅上闭了眼，手里还攥着半本没看完的《庄子》。乡亲们用楠木做了棺，把他葬在山顶最高处的老松下，用青石板立了块碑，刻着“晋隐士王隐之之墓”。没有鼓乐，没有祭品，只有全村人站在墓前，静静地吹着山风——这是归山的第一座墓，也是后来所有故事的开头。
从那以后，归山慢慢有了人气。唐朝时，当地李氏家族的老太爷看中了山腰间的坡地，说“隐之先生选的地方，定是好风水”，把家族墓迁了过来；宋朝的张姓富商也跟着来，在山脚建了石牌坊；到明清时，归山已经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“吉地”，连外县的人都要托关系埋进来。可不管后来添了多少雕龙刻凤的墓碑，王隐之的墓始终在最高处，像个守着家的老人。原来的青石碑在明末的战乱中碎了，现在的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的，可碑后的老松还是当年的那棵——树干粗得要两个成年人合抱，松针落下来，盖在碑基上，像一层不会过期的思念。
现在的归山陵园，每天都有游客来。有的是寻根问祖的，捧着族谱在碑间穿梭；有的是拍风景的，举着相机拍松涛里的日出。可 locals 都知道，要找归山的“根”，得往山顶走。老松树下的碑前总摆着新鲜的野菊，有时是老人送的，有时是放学的孩子掐的——他们未必懂“隐逸”是什么，可他们记得，这个埋在这里的爷爷，曾给过自己一颗甜枣，或是教过自己写“人”字。
归山的故事从不是什么宏大的传奇。它只是一个厌倦了官场的人，选了一块喜欢的土地；是一群善良的人，帮他守住了最后的心愿；是后来的人，把这份温暖接了过来。山顶的老松还在抖落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