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半的西直门公交枢纽，路灯刚揉着眼睛熄灭，站台上的梧桐叶还沾着夜的露。张阿姨把保温杯往怀里拢了拢，目光掠过德胜门西大街的车流——第三辆16路刚过去，接下来该等那班“长安园专线”了。她摸了摸包里的玻璃罐，里面装着老伴生前最爱的茉莉花茶，罐身还留着去年冬天她裹的毛线套。
六点四十，淡蓝色的班车准时拐进站台，车身上“长安园骨灰林专线”的字样被晨光照得发亮。司机老周推开车门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：“张姨，今天来早了？”他接过张阿姨手里的布包，顺手扶了扶她的胳膊——这个动作他做了五年，从张姨第一次坐这班车送老伴入园开始。车厢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，是保洁阿姨早上刚摆的小盆栽，窗台上还放着几盒抽纸，盒身印着“小心路滑”的小字。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还留着张姨的“专座”，垫着她去年冬天织的毛线垫，旁边的座位上，李叔正翻着一本旧相册，照片里的老太太扎着麻花辫，站在颐和园的昆明湖边笑。“昨天梦见她了，说想吃前门的炸糕，我带了两块。”李叔捏了捏塑料袋，油印子透过纸渗出来，像极了老太太生前沾着糖渣的围裙。
班车驶出市区，沿着圆明园西路往西北开。入秋的梧桐叶裹着金箔似的阳光，飘落在车窗上。王姐望着窗外的树影发呆，去年这时她还和女儿一起坐这班车，女儿手里举着刚买的糖葫芦，说“奶奶肯定喜欢这个甜”。现在女儿去了国外读书，她每周自己来，把糖葫芦换成了奶奶爱吃的蜜三刀，纸包里还裹着女儿从巴黎寄来的薰衣草香包。“前面要转弯了，扶好扶手。”老周的提醒像颗小石子，掉进车厢的安静里。清明的时候，这班车会加开三趟，站台上会挂起红色的指引牌，工作人员会举着喇叭喊“长安园专线在这里”，甚至会给常来的老乘客打电话：“李叔，清明那天早半小时，我在站台等你。”冬至的晚上，末班车会延迟到七点，老周会把车厢的灯调得软一些，让赶夜路的人能借着光整理手里的寒衣。
上个月，车厢里来了个穿连帽衫的年轻人，怀里抱着个相框，相框里的老人戴着鸭舌帽，笑得眼睛眯成线。他攥着相框的手在抖，指节泛着白。老周把车停稳，递过去一杯温温的蜂蜜水：“我儿子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比你还慌，把花束都攥皱了。”他从座位底下拿出一本旧台账，翻到第三页：“你爷爷的位置在枫林区第三排，我带你找——去年我帮他摆过万寿菊，他说喜欢那颜色，像小时候种在院子里的向日葵。”年轻人接过水，喉咙动了动，终于说出第一句话：“我爷爷走前说，想坐一次我开的车，可我刚拿到驾照，他就……”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今天这车，算你开的。”车厢里的人都望着年轻人，有人递来一张湿纸巾，有人把自己带的菊花分出一朵——没人说话，可空气里的温度，比窗外的阳光更暖。
这辆车每天往返四趟，从清晨的市井烟火，到黄昏的郊野风凉。它路过圆明园的残荷，路过永丰基地的稻田，路过秋天的银杏海和冬天的雪线。它载着茉莉花茶的香，载着炸糕的甜，载着薰衣草的淡香，载着每一个人藏在心里的、没说出口的话。有人说它是“思念专线”，有人说它是“记忆巴士”，可老周觉得，它就是一辆普通的班车——载着活着的人，去见那些“住在风里”的人，然后再把他们带回烟火里。
傍晚五点，末班车驶回西直门。张阿姨把空了的玻璃罐放进包里，罐身沾着枫林区的泥土。老周擦了擦方向盘，望着后视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