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末的风裹着银杏叶钻进衣领时，我正站在万安公墓的银杏大道上。金黄的叶子落满碑顶，像给每块石头戴了顶软乎乎的绒帽——可石头上的字偏生硬，民国二十年的楷书刻得端方，1950年的魏碑带着股子刚劲，2023年的行草飘得像云，每一笔都拽着岁月往更深处扎。同行的小周突然戳了戳我胳膊：“你说，这儿第一个躺下来的人，是谁呀？
这个问题像片没沉底的银杏叶，在我心里晃了好几天。万安公墓是1930年建的，那会儿北平城的义地早挤得下不去脚，乱坟岗子里野狗刨土的事儿常听说，有点体面的人家都想找块“干净妥帖”的归处。社会局牵头建这座公墓时，喊的口号是“现代化归葬”——其实就是划了格子、编了号、种了树，可在民国二十年，这已经是能上报纸的新鲜事儿了。我去问守墓的张叔，他蹲在门房里剥花生，壳子剥得喀拉响：“前几年整理老物件，翻出本黄皮账册，第一页记的是1930年10月12日，第一号墓下葬。”
那本账册我后来翻到过，锁在管理处的铁皮柜里，纸页边缘卷着毛边，墨水写的字还清晰：“墓主林慕萱，女，三十二岁，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教员，病逝于协和医院。家属申请第一号墓位，缴费洋二十元整。”张叔说，林家选第一号不是图“头名”，是林慕萱生前就念叨：“等我走了，要去那新公墓，做第一个住进去的人。”她是民国六年考进女师的，跟着刘和珍她们喊过“外争主权内除国贼”，课上给学生讲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连弥留时手里都攥着本卷了边的《新青年》。她的墓在银杏大道最西头，青白石碑刻着“林慕萱之墓”，碑侧还有行小字：“学生说，她的课像春风吹过教室窗台。”
我顺着槐香找过去，果然在西头的老槐树下看见那方青石碑。碑前摆着束野菊花，花瓣上沾着晨露——许是当年的学生，或者学生的学生？风掀起我手里的旧照片，1928年的林慕萱梳着齐耳短发，穿月白旗袍，眼睛亮得像星子。她不会知道，七十年后她的墓旁栽了玉兰，每到春天满树繁花；她不会知道，常有年轻人举着相机来拍她的碑，说“想看看民国的新女性是什么模样”；她更不会知道，万安后来埋了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，可最常被人问起的，还是她这个“第一个”。
夕阳把银杏叶染成橘红色时，我往门口走。路过管理处的窗户，看见张叔正把那本黄皮账册放回柜子里。风从窗户缝里钻进去，吹得账册页哗哗响，像有人在轻轻翻书。突然想起林慕萱墓前的野菊花，想起她照片里的亮眼睛，想起万安公墓里每块碑后都藏着的故事——原来“最早”从来不是个冰冷的日期，是一个女子对新日子的热望，是一群人对“归处”的认真，是时代给后来者留的，最温暖的路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