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半，北京朝阳区十里堡公交站的淡青色晨雾还没散透，第三根电线杆下已经站了几位攥着菊花的人。他们有的扶着腰调整布包位置，有的抬头看一眼刚亮起的电子站牌，又低头摸了摸包上的铜扣——再过五分钟，宝云岭墓园的班车就要来了。这是辆米白色的中巴车，车身上没有醒目的广告，只在车头贴了张手写的“宝云岭专线”，字迹是淡淡的墨蓝色，像清晨的风。
开车的老张戴着顶洗得发白的鸭舌帽，从五年前这条线路开通就守着这辆车。他的习惯里藏着许多“小心机”：车门边的扶手上缠了两层绒布，是去年冬天常坐末班车的李阿姨织的，说“金属扶手凉，老人攥着冰手”；驾驶座旁的保温桶永远有温热的蜂蜜水，针对的是那些早上赶车没来得及吃早饭的家属；甚至连发车时间都比时刻表早两分钟——“老人经不起等，早到点，他们就能少站会儿”。上周三下雨，老张特意把车绕到王大爷家楼下的雨棚边，还递了把带碎花的伞：“您慢着，单元门台阶滑。”王大爷笑着接过来，伞面悄悄往老张那边偏了偏：“你这孩子，比我儿子还贴心。”
王大爷是班车的“固定乘客”，每周三的早班车准能看见他。布包里永远装着一盒稻香村桃酥，还有用玻璃罐盛着的绿豆汤——“我家老太婆在世时就爱这口，现在我每次去，都得给她带热乎的。”他总坐在靠窗的第三排，说这个位置能看见沿途的梧桐树，像极了老伴生前楼下的那排。有次车过四环，他摸着玻璃上的树影轻声说：“她以前总说，等退休了要一起去看梧桐叶，现在我替她看了，再讲给她听。”车厢里很安静，没人觉得他的话多余，邻座的阿姨递给他一张纸巾：“我家姑娘也爱梧桐，上次我带了片叶子埋在她墓前，她说过‘叶子落下来，就是我在跟你打招呼’。”
宝云岭墓园的班车从不是“只是赶路”的车。它穿过三环的早高峰车流时，会避开急刹的货车；掠过四环的银杏林时，会放慢速度让乘客多望两眼金黄的叶子；甚至路过墓园门口的梧桐树时，老张会按一下轻鸣的喇叭——他说这是“跟里面的人打个招呼”。有次我问老张，开这样的车会不会觉得压抑？他摇头，指着后视镜里刚上车的阿姨：“你看她手里的满天星，是她女儿生前最爱的。我把车开稳点，让她能多攒点力气跟女儿说说话——这不是拉客，是送思念回家。”
黄昏六点的末班车，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。车厢里飘着淡淡的菊花香，有人靠在座位上打盹，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卡片；有人摸着手机里的老照片，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。老张把车速放得更慢，路过路口的便利店时，特意停了一分钟——上周有位阿姨说，老伴爱喝便利店的橘子汽水，她总忘买。车窗外的夕阳漫进来，裹着每个人的身影，像一层温柔的纱。当班车最后停在墓园梧桐树下时，没人急着下车，大家都坐在座位上缓了缓，再捧着花慢慢走下去。
宝云岭的班车，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清晨与黄昏里穿梭。它载过刚失去亲人的哽咽，载过每周准时赴约的牵挂，载过司机递出的热蜂蜜水，载过乘客分享的桃酥香。它不是辆冷冰冰的交通工具，是根连接“活着的思念”与“未说出口的话”的线，把市区的烟火气，轻轻送到墓园的梧桐树下。
傍晚六点半，末班车的车灯亮起来。老张望着后视镜里的乘客，轻轻拧开保温桶——里面还有半桶温热的水，是留给晚归的人的。车窗外的风卷着几片梧桐叶飘进来，落在座位上，像谁悄悄留下的信。这辆载着思念的班车，又往市区的方向开去，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