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的北京街头，梧桐叶还沾着夜露，地铁站口的早餐摊刚掀开蒸笼，已经有几拨人攥着折叠伞站在公交站牌下——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写字楼，是城北三十公里外的长城华人怀思堂。每年清明前后，这条连接城区与思念的班车线路，像一根被阳光晒暖的线，把散在城里各个角落的牵挂，慢慢串成了串。
负责跑这条线的王师傅做了五年，他的记性比班车的时刻表还准：第三站会上来拄拐杖的张阿姨，总带着一盒温热的枣糕——那是她先生生前最爱的，说要“让他先垫垫肚子”；倒数第二站的小伙子，每年都捧着一束带水珠的白菊，手机屏保是小学时奶奶蹲在地上给他系鞋带的照片，耳麦里循环着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班车的扶手上挂着怀思堂提前贴的小卡片，字是行政部小李写的，笔锋圆乎乎的像小太阳：“今日园区温度12℃，添件薄外套再下车”“祭品焚烧区在东侧第三区，有工作人员引导”。王师傅说，这些卡片都是前一天晚上加班写的，“打印的字太凉，手写的才有温度”。
去年清明我跟着坐过一次，邻座是七十岁的陈叔。他攥着个蓝布包，里面是老伴生前穿的棉布衫，叠得方方正正，衣角还绣着朵小梅花——那是他当年给老伴绣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被老伴宝贝了一辈子。“以前我自己来，要倒三趟地铁转两趟公交，”陈叔摸了摸布包上的褶皱，“最后那段路没有公交，得打摩的，风刮得眼睛疼，到了地方连碑上的字都看不清。现在好了，班车直接开到小区楼下，车程刚好一小时，我能靠着窗户打个盹，醒了正好到怀思堂的停车场。”他指着窗外掠过的桃树，枝桠上的桃花开得正艳，“去年我来的时候，这树刚发芽，今年都开了花，班车比我记得还准。”
其实清明的班车从来不是“运输工具”那么简单。它是把“想念”变成“到达”的钥匙——那些攥在手里的祭品、贴在胸口的照片、没说出口的“我想你”，都跟着班车的轮子，慢慢滚到亲人的碑前。怀思堂的李经理说，每年清明前一周，他们都会和社区逐户确认站点：老旧小区的单元门窄，就把班车停在离楼门最近的路口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，就让师傅帮忙抬轮椅；甚至有次一个姑娘说“想带妈妈的猫来看看她”，他们也特意留了个靠窗的位置，让猫能晒到太阳。“上周有位阿姨打电话，说自己腿摔了没法爬楼梯，能不能让班车等她五分钟，”李经理笑着说，“我们不仅等，还让王师傅上去扶她下来——毕竟，每趟车装的都是最沉的心意。”
班车到站时，阳光刚好爬上怀思堂的红墙。王师傅下车帮陈叔拎布包，张阿姨扶着小伙子的胳膊——他的白菊被风刮得晃了晃，小伙子赶紧用手护住，花瓣上的水珠滚下来，滴在脚边的青草里。有人抱着祭品往园区走，有人站在门口拍照片，风里飘着点烧艾草的味道，混着桃花香，轻轻裹住每个人的肩膀。陈叔走到碑前，把蓝布包打开，慢慢展开棉布衫，摸了摸衣角的梅花：“老伴，我来了，没迟到。”风掀起棉布衫的衣角，像有人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。
远处的班车上，王师傅正擦着挡风玻璃，他抬头看了眼园区里的人群，嘴角弯了弯——下一趟车还要接下午回去的乘客，他得把座位再擦一遍，让晚归的人能靠着歇会儿。阳光里，班车的车身闪着光，像一艘载着思念的船，正等着把那些没说够的话，再慢慢载回城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