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里裹着银杏叶的香气，我沿着车公庄大街往西走，穿过两排举着满树金黄的老槐树，朱红色的大门突然就撞进眼里。门楣上的“福田公墓”四个字，是启功先生写的，笔锋里藏着点温温的软，像提前给来访的人递了杯热茶。
福田公墓的历史，得从1930年说起。当年曾任民国总理的钱能训先生，想为故去的亲友找一处“离城不远、环境清幽”的安息地，便联合几位友人在阜成门外的高地上建了这座公墓。“福田”二字取“广种福田、庇荫后人”之意，没有宗教的距离感，更像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朴素心愿——愿故去的人有好归处，活着的人有念想可依。抗战时它曾被日军占用，建国后历经修缮，如今仍保持着当年的格局：三进院落，主路两旁是合抱粗的银杏树，树影里藏着错落的墓区，青石板小径踩上去有细碎的声响。
比起历史的厚重，福田公墓的当下更像被时光温柔包裹的园子。我沿着主路走，看见保洁阿姨蹲在草坪边拔墓前的杂草，指尖沾着草屑；路过名人墓区时，管理员大姐正帮老人找墓位，翻着旧登记册的样子像在跟老熟人聊天：“张阿姨，您家先生的多肉我昨天浇了水，长得精神着呢。”老人捧着开小蓝花的矮牵牛，脚步里带着急——要给故去的爱人送新花。
名人墓区的银杏叶落得更密。老舍先生的墓在道边，淡青色大理石碑上刻着邓颖超同志写的“人民艺术家老舍之墓”。墓前石台上总摆着读者的书：卷边的《骆驼祥子》、沾雨渍的《茶馆》，还有小朋友折的彩纸书签，写着“老舍爷爷，我读了您的《猫》”。风一吹，书签擦过旁边的丁香树，落瓣刚好落在书脊上。不远处曹禺先生的墓，碑上刻着“我写的是人性”，穿灰外套的老人坐在石凳上读《雷雨》，声音轻轻的：“蘩漪，你别这样……”风翻书页的声响，倒像有人应和。
其实公墓里更多是普通人的墓。往小径深处走，有的墓前摆着常年新鲜的多肉，叶片沾着子女浇的水珠；有的挂着孙辈的手工布偶，线脚歪歪扭扭；还有的放着半块稻香村桂花糕——许是故人生前最爱的味道。管理员说，清明时小径全是花，去年有姑娘抱着多肉蹲在墓前，跟妈妈说“你看，又发新芽了”，哭红的眼睛里，多肉倒长得精神。
离开时站在大门外回头，夕阳把银杏影拉得很长，落在朱红门上。路过的阿姨抱着黄菊，念叨着“老头子，我带了你最爱的花”。忽然懂了，这里从不是终点——是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还在走的胡同，是曹禺剧中蘩漪还在等的夜晚，是普通人家里多肉的新芽，是想念的人能坐一坐、说说话的地方。朱红门里的每寸土地，都藏着未说尽的话、未冷却的爱。
风又吹过来，一片银杏叶落在手心，脉络像谁的手掌抚过。我把叶子夹进包，走向公交车站。身后的福田公墓沉进树影，可那些叶缝里的温情，像银杏香气，飘得很远很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