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的秋末总浸着点清冽的温柔，炎黄陵园里的银杏叶刚染成金褐色，风一吹就飘得满院都是。我抱着束野菊花往里面走，碰到个提鸟笼的老爷子，他眯着眼睛问：“姑娘，你是来找哪个名人的？我在这儿遛弯儿十年，能给你指道儿。”这倒让我想起最初的问题——炎黄陵园有名人吗？答案藏在每一片落进碑缝的银杏叶里。
绕过主路的雪松，第三排倒数第二个墓碑看着挺普通，青灰色石面上只刻了“于是之”三个字，右下角浅雕着片小小的茶叶。路过的人总要慢下来，有人摸着“茶”字轻声说：“这是王利发的茶碗啊。”于是之先生演了一辈子《茶馆》，把王利发的精明、隐忍、绝望揉进每一个眼神里，直到八十岁还在说“《茶馆》是我的根”。他走后，家人按遗愿把墓碑刻得极素，却把最爱的茉莉花茶梗磨成粉混进碑石——风一吹，偶尔能闻到淡得像回忆的茶香。常有人带着泡好的茉莉花茶放在碑前，说“于老，您再喝口茶，咱们聊会儿《茶馆》”，有次我看见个穿中式褂子的老人，坐在碑边念《茶馆》的台词，念到“我爱咱们的国呀，可是谁爱我呢”，声音里带着点颤，银杏叶刚好落在他脚边。
沿着银杏道再走两百步，就能看见那块刻着“光霞共影”的石碑。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的名字并排刻在上面，字体带着点行书的飘逸，像极了他们的艺术人生——吴先生写过《风雪夜归人》，笔杆子比刀还利；新凤霞是评剧“新派”创始人，《刘巧儿》里“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”唱得全中国都知道。墓前总摆着各样东西：小孩折的彩纸花、老人翻出的旧评剧磁带、年轻人放的蓝牙音箱，循环着《花为媒》的选段。管理员说，去年有个评剧演员抱着琴来，在碑前唱了整出《刘巧儿》，唱到“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”时，风把她的水袖吹得飘起来，像新凤霞先生当年在舞台上的样子。吴先生碑上刻着他写的句子：“我与凤霞，是艺术的伴侣，也是生命的同路人。”如今他们躺在同一块碑下，墓边的冬青长得比别处茂密，像极了他们相扶相持的一辈子——新凤霞瘫痪后，吴先生每天给她翻三次身，写稿时把轮椅推到书桌旁，说“你念我写，咱们接着编戏”。
其实炎黄陵园从来没拿“名人”当噱头。沿着中轴线往深处走，能看见卖早点的张阿姨的碑，刻着“包子要捏十八个褶”；能看见教了四十年小学的李老师的碑，上面贴满历届学生的照片；还有刚满二十岁的消防战士小周的碑，放着他生前最爱的篮球。这些人和于是之、吴祖光的碑挨在一起，银杏叶落在张阿姨的碑上，也落在于是之的碑上；风把李老师碑上的照片吹得哗啦响，也把吴先生的句子吹得更清楚。管理员说：“这儿不是名人园，是炎黄子孙的家。不管是演《茶馆》的，还是卖包子的，都是咱中国人的根。”
傍晚的时候，我坐在陵园的石凳上看夕阳。老爷子的鸟笼里传出画眉的叫声，远处有人在唱《茶馆》的词，风把声音吹得很远，吹过于是之的茶字碑，吹过吴祖光的“光霞共影”，吹过张阿姨的包子褶，最后飘进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里。其实我们找的从来不是“名人”，是那些刻在石头里的、活在故事里的、融在血脉里的——关于热爱、关于坚守、关于传承的精神。就像于是之先生说的：“我不是什么名人，我只是个演《茶馆》的老戏骨，是炎黄子孙里的一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