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前的风裹着些槐花香，张阿姨翻出抽屉底的旧照片——老伴站在香山脚下，身后的梧桐叶正打着旋儿落，他笑着比了个“V”，衬衫领口还沾着点蛋糕屑（那是结婚纪念日的奶油）。“你爸临终前说，要葬在万安，可万安到底在哪啊？”她把照片贴在胸口，问女儿。这样的疑问，每年都有不少人问。不是地址多偏，是心里的牵挂总想着把每一步都踩得实诚些——就像当年和那个人一起走街串巷找小吃店，得把每道弯都记清楚。
万安公墓藏在北京西北郊的山坳里，像被香山和玉泉山抱着的一块暖玉。往东边数，过了圆明园的断壁，再沿着北五环边的林阴路转进去；往西边看，能望见香山鬼见愁的影子，风从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松针的味道。若你坐公共交通，地铁4号线到安河桥北，出口转331路公交，车慢悠悠晃过“国防大学”“黑山扈”几站，报站器里的声音刚落，推开车门，首先撞进眼里的是两排合抱粗的梧桐树——树龄比万安的岁数还大，枝桠交错着搭成拱廊，阳光漏下来，把青石板路染成碎金。自驾的话更方便，沿着北五环往西，过肖家河桥转黑山扈路，跟着蓝色路牌再拐个弯，就能看见那扇爬着青藤的铁门。
门楣上“万安公墓”四个楷体字，是陈垣先生1930年亲手题的，笔锋里还带着当年的热乎气——这位史学大家办万安的初衷，就是想给普通人找个“不被打扰的归处”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北京的墓地要么散在荒郊野岭，要么被寺庙攥着要高价，不少人走了连个立碑的地方都没有。陈先生说：“人活一世，最后一步该走得体面。”于是拉上几位学者凑钱，在香山脚下买了这块地，取“万古安宁”之意，定名“万安”。从那以后，这里就成了许多人的“终点”：写《背影》的朱自清先生葬在西北角的柏树林里，墓碑上刻着“故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”；画过《骆驼祥子》插画的赵望云先生在东边的玉兰树旁，碑前总摆着读者送的老舍散文集；还有更多像张阿姨老伴这样的普通人——退休教师、公交车司机、卖了一辈子糖炒栗子的老周，把各自的岁月故事埋进了这片土里。
走进万安的门，你不会觉得冷。主路两旁的柏树林里，墓碑挨得不远不近，有的刻着“爱妻阿菊，生平喜食橘子”，有的写着“先父李建国，开了三十年出租车，绕北京跑了一百万公里”，还有的碑前摆着半块绿豆糕——是邻居家小孩偷偷放的，说“爷爷生前总给我留这个”。守墓的李叔在门房里煮姜茶，铝壶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，见有人来就递一杯：“慢点儿走，坡上青苔滑。”他在这里守了三十年，能叫出每棵树的名字：“那棵老槐树是1950年种的，底下埋着位小学老师，每年清明都有学生来读课文；西边那丛月季是张阿姨种的，她老伴爱养花，现在花开得比去年还艳。”上次张阿姨来，李叔指着第三排的柏树林说：“您老伴的位置就在那，旁边有棵小松树，是去年清明您女儿种的。”张阿姨走过去，摸着碑上的名字，把照片轻轻放在碑前：“我找着了，你看，这里的梧桐和当年一样。”风掠过树梢，吹起照片的边角，像是老伴伸手摸了摸她的手背。
其实万安从不是个“地址”——它是张阿姨手里的旧照片，是李叔的姜茶，是学生读课文的声音，是风里飘着的槐花香。那些问“万安在哪”的人，找的从来不是一个坐标，是心里那个“想再靠近一点”的念头。当你踩着梧桐叶走到铁门跟前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