沿着潮白河的堤岸走，风裹着芦苇的清苦味儿往衣领里钻，柳丝软乎乎地抽着人胳膊，过了第三个芦苇荡的弯儿，就能看见潮白陵园的红铁门——门柱上爬着野蔷薇，春末开得热闹，像给冷硬的铁门戴了串粉白的花环。第一次听人说起“最早的墓”，是蹲在陵园门口的石墩上，听王伯卷着旱烟讲他曾祖父的事儿。王伯的烟卷儿火星子跳得厉害，烟灰落进脚边的三叶草里，他说：“我曾祖父埋这儿快一百年了，就在老槐树底下——那树比陵园的门还老。”
王伯的曾祖父叫王福贵，光绪二十三年生在潮白河边的王庄村。那会儿潮白河是通州到天津的运粮道，船工们推着榆木桨，把通州的小米、高粱顺着河槽运到天津卫。王福贵十五岁就跟着父亲跑船，手掌心的茧子磨得比船桨把儿还厚，船舷上刻着他用锥子扎的歪歪扭扭的“福”字——“说是避水鬼，其实就是想多赚俩钱儿给家里盖房”。三十岁那年，他在天津码头卸粮，被滑落的粮袋砸断了左腿，从此只能坐在船头帮着点数、记工账。五十岁冬天去世的时候，他攥着儿子的手腕子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埋在潮白河边，能看见船过。”王伯说，曾祖父的坟头原本是个土堆，1950年代村里平整墓地，才凑钱打了块青石碑。“碑上的字是我爷爷写的，那会儿他才二十岁，手直抖，把‘福贵’写成了‘福桂’，后来也没改，就那么留着——反正曾祖父也不会怪他。”
其实潮白陵园的“最早”，从来不是什么名人显贵，就是这群扎在潮白河边的普通人。陵园里的老槐树有两抱粗，树洞里塞着孩子们塞的糖纸、玻璃弹珠，树底下的碑最旧——碑身裂了道斜缝，像被风吹歪的书脊，碑面上的字模糊得只剩个轮廓，凑近了能勉强认出“清光绪三十四年”几个字，落款是“儿张顺安立”。陵园的老管理员李叔说，这碑底下埋的是张顺安的父亲，张老头是清末村里的纺线匠，靠着一台老纺车，把五个孩子拉扯大。“张老头活着的时候，每天天不亮就坐在门槛上纺线，纺车嗡嗡响得能叫醒巷子里的狗。他说‘潮白河的水软，纺出来的线也软，织的布能贴身穿三年’。”1980年代陵园正式命名“潮白陵园”的时候，张顺安的孙子抱着这块裂了缝的碑哭：“我爷爷说，这碑要是倒了，就把他的骨头跟太爷爷埋一块儿——俩老头儿都得守着潮白河。”
清明节的时候，我又去了趟潮白陵园。老槐树下蹲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正用毛笔蘸着红漆描碑上的字。她妈妈蹲在旁边扶着碑，轻声说：“这是你太姥爷，当年靠潮白河运粮，养大了你爷爷、姑奶奶四个孩子。”小姑娘仰着脑袋问：“太姥爷的船桨呢？”妈妈笑着指了指远处的村史馆方向：“搁在那儿呢，玻璃柜擦得锃亮，桨把儿上还有太姥爷磨的茧子印儿。”风忽然吹过来，柳丝扫过碑顶，吹得小姑娘的毛笔尖晃了晃，红漆在“福桂”两个字上晕开一点，像滴落在旧时光里的小火星。王伯蹲在旁边抽烟，烟卷儿的火星子和小姑娘的红漆尖儿对着亮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这才是陵园最金贵的东西—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字，是这些跟潮白河绑在一块儿的日子。”
后来我再路过潮白陵园，总忍不住往老槐树那边望一眼。风里还是有芦苇的味儿，柳丝还在抽人胳膊，红铁门的野蔷薇还开着。那些模糊的碑文、裂了缝的碑身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