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鲁木齐的春天总像个迟到的客人，四月的南郊还飘着细雪，天山陵园的松柏枝桠上挂着薄霜，却已有市民捧着裹着保温袋的鲜花往里面走。常有人在门口拉住管理员问：“这陵园最早埋的是谁呀？”管理员总会抬下巴指一指园区西北角的“思源区”：“是位老中医，叫王济民，1945年就葬在这儿了——那时候这地方还只是片荒坡呢。
王济民的名字，藏在陵园档案室的老账本里。泛黄的纸页上写着：“1945年冬，王济民葬于南郊坡地，费用由南关商队、哈萨克族牧民、济民堂学徒共筹，计银圆二十三元。”要不是当年的老伙计们记了这笔账，怕是没人能说清这个外乡人的来历。他是山西平遥人，光绪末年跟着走西口的商队进了新疆，在乌鲁木齐南关的巷子里开了间“济民堂”药铺。那时候的边城，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的人挤在南关做买卖，可像样的医生没几个——牧民得了急病要翻几十里山找萨满，市民发烧只能喝姜茶捂汗。王济民的药铺一开门，铜铃响起来，就成了大家的“救命堂”。
他的药箱永远背着走：冬天雪没膝盖，他踩着马爬犁去达坂城给牧民治流感；夏天沙尘暴埋了路，他裹着羊皮袄往南山跑，给难产的妇人接生。有回哈萨克族阿爸抱着得了肺炎的孩子找上门，他摸出仅剩的半盒青霉素，说“这药贵，但孩子命更贵”，分文没收。1945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水磨沟的一个孩子得了急性喉炎，家里人半夜敲他的门。他揣着药箱就往外走，雪地里的路滑得像玻璃，他摔了三跤，等赶到的时候，孩子已经快喘不上气了。他守着孩子熬了一夜，用针灸通了喉咙，孩子活了，他自己却冻得高烧不退——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岁，身体早被常年的奔波熬空了。三天后，他在药铺的躺椅上闭了眼，手里还攥着给孩子开的药方。
安葬那天，来了百十来号人：南关的商队老板们穿着皮袄，哈萨克族牧民骑着马带着马奶子，还有药铺的学徒哭红了眼。大家凑钱买了块朝南的坡地，挖了个深穴，把他葬在那里——没有排场，只有几把纸钱飘在雪地里。那时候谁也没想过，二十年后，这片荒坡会变成规整的陵园；更没想过，五十年后，会有陌生人带着鲜花来给他扫墓。
1956年，乌鲁木齐市政府对南郊的零散墓地进行统一规划，正式命名为“天山陵园”。扩建的时候，施工队要推平老坡地，管理员急得找了领导：“那底下埋着王济民，是最早的墓！”领导去查了资料，拍板说：“留着，专门划个‘思源区’，让后人记得这儿的根。”于是王济民的墓被迁到了“思源区”，立了块青石碑，上面刻着“西域医魂 济民初心”——是当年那个被他救过的孩子写的，那孩子后来成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。
现在的天山陵园，早不是当年的荒坡了：柏油路通到每一排墓前，银杏林在秋天会落满金叶子，“思源区”的松柏长得比房高。王济民的墓前总不缺东西：牧民放的馕和马奶子，年轻医生送的白菊花，还有小朋友画的蜡笔画——画里是个穿蓝布长袍的老人，背着药箱往山里走，身后跟着一只小羊。管理员说，常有来扫墓的年轻人好奇：“王济民是谁呀？”他就会坐下来，慢慢讲那个雪夜的故事，讲一个外乡人如何把一辈子的药香，撒在了西域的风里。
天山陵园最早是谁的墓地，答案从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。它是老账本上歪歪扭扭的银圆数，是石碑上刻了又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