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半的天通苑北地铁站出口，王阿姨攥着刚买的黄菊站在公交站牌下，指尖蹭了蹭花茎上的水珠——这是她每月第三个周六的“固定行程”。远处传来大巴的鸣笛声，她抬头，正好看见那辆印着“长城华人怀思堂”字样的蓝白大巴缓缓驶来，车身上的字迹在晨雾里渐渐清晰，像在跟老熟人打招呼。
驾驶座上的张师傅已经开了五年这趟班车，28公里的路程，他能说出每一个红绿灯的位置，也能认出每一张常来的脸。上周李叔说膝盖疼，今天他特意把车停得离无障碍通道近了三米；王阿姨总忘带零钱，他早就在扫码机旁贴了张“家属优先，我帮付”的便签纸；甚至连车厢里的温度，他都调得比外面高两度——“老人孩子怕冻，提前半小时热车是惯例”。
车厢里的氛围总是安静却温暖。上个月，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第一次来，抱着妈妈的照片坐在角落掉眼泪，旁边的周阿姨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，递过一张纸巾：“我家老周走的时候，我也这样。后来我每周来，他说喜欢这里的银杏树，我就带小盆栽来，现在都长到半人高了。”姑娘抬头，周阿姨指了指窗外最粗的那棵银杏：“你看，那是我家老周的‘邻居’，跟你妈妈做个伴？”姑娘破涕为笑，把照片贴在胸口：“我妈妈也喜欢银杏树。”
上星期的暴雨天，班车晚了四十分钟，车厢里没有一句怨言。穿藏青色外套的小伙子把伞往抱着骨灰盒的夫妇那边挪了挪，自己半边肩膀浸在雨里；戴毛线帽的老奶奶从布包里掏出桂花糕，分给旁边的人：“我家丫头做的，甜，垫垫肚子。”张师傅在前面喊：“大家别急，路滑，安全第一。”话音刚落，有人接了句“没事，我们等得起”——不是催促，是懂，懂这趟车的终点，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
怀思堂的工作人员说，这趟车不是“交通工具”，是“思念的摆渡车”。他们每季度做乘客调研，去年有家属说“回龙观没停靠点”，立刻加了站；有老人说“广播太吵”，换成了舒缓的钢琴曲；甚至连垃圾桶都选了带盖子的——“不想让花瓣被风吹走”。上个月，在外地上学的姑娘寄来封信：“谢谢你们的班车，让我能每月回来看看爸爸。那次赶不上末班车，张师傅绕十分钟送我到地铁站，说‘丫头，别着急，爸爸在等你’。”
下午三点，班车准时返程。王阿姨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手里攥着从老伴墓碑前摘的银杏叶。张师傅从后视镜里看见她，轻声问：“阿姨，今天跟老周说什么了？”王阿姨笑，把银杏叶夹进钱包：“我说，班车还是那么稳，张师傅帮我付了零钱，周阿姨给了桂花糕，甜得很。”车厢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，窗外的银杏树在风里摇晃，像在跟每一个人说“下次见”。
这趟28公里的班车，每天往返两次，载着不同的人去往同一个方向。它没有最快的速度，没有豪华的配置，却成了很多人生活里的“必须”。因为它懂，思念需要的不是急赶路，是慢下来的温度；不是冰冷的工具，是能接住想念的“手”。就像张师傅说的：“每一个坐这趟车的人，都是带着想念来的，我得把他们的想念，安全送到地方。”
